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作者：程曼丽、赵丽芳（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围绕中华文化深耕细作，构建好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围绕中华文化深耕细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要在传播内容上围绕中华文化深耕细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注重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根铸魂，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新时代新征程，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就要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比如，要结合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又如，要努力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新时代，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仍然没有改变。只有构建起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才能有效统筹资源力量，充分发挥集合效应，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系统思考和整体谋划。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特别是要打造具有强大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的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采用贴近不同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更好发挥高层次专家作用，利用重要国际会议论坛、外国主流媒体等平台和渠道发声。重视发挥海外华人、海外中资企业、国际友人等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讲究国际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把握国际舆论话语权，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尊严形象。

　　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客观、真实、生动报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当前，新兴技术不断涌现，推动国际化传播平台发生深刻变革。其中，以5G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其大带宽、低时延、广连接等特性赋能国际化传播平台发展，形成了全新的信息采集、处理和分发方式，为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良好技术支撑。同时，各国民众的信息接收习惯日益向新兴媒体、移动传播等方面转移，这也对用好国际化传播平台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媒介技术、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抓住先进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加快布局新型传播平台，积极运用5G等信息技术开展新闻传播实践，持续提升媒体内容传播效率，形成多渠道、精准化的国际传播。加快移动端传播平台建设，创新短视频、微视频、云直播、语音播报等多元信息发布形式，吸引更多国际友人讲述“我眼中的中国”，更好向世界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研究掌握传播平台的发展趋势，推动传播策略全面迭代升级，打造更多受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互动式新闻产品，通过新形式、新手段、新途径进一步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高水平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作者：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副部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将“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纳入未来一个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此背景下，进一步认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做好经济工作的意义十分重要。

　　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性问题加剧，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风险和影响增大。这些挑战都要求我们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既是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制度供给。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深层次改革，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有助于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持续优化国内国际资源要素配置提供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能有效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有利于我们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

　　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稳定安全的供应链保障。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都需要在开放的条件下推进。一方面，要充分依托国内大市场和产业链优势形成内循环为主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另一方面，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畅通的外循环系统，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只有打通内外循环的堵点，才能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延伸全球产业链，稳定供应链，强化创新链，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