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盐食品的钠含量不一定少 看好营养标签购买低钠食品******
“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盐的重要性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不言而喻，但摄入过量的盐也有可能引发高血压等慢性病。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减盐”成了生活新风尚。
最近，国内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启动年货节线上促销活动，减盐酱油、减盐榨菜、减盐蚝油等被打上“减盐”标签的食品，颇受消费者的欢迎。
既然是减盐食品，里面的盐少了，那是不是就能敞开肚子放心吃了？对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科技传播部主任阮光锋。
减盐食品的钠含量不一定少
普通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很多消费者觉得，减盐食品就是低钠食品，这可大错特错了，因为一些减盐食品的钠含量不一定低。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在某些减盐食品外包装的营养标签上，每百克食品含钠量甚至超过2000毫克，这个量已经和人体每日所需的钠含量(2000至2500毫克)相接近了。
为什么在减盐食品中，还含有这么多钠？
阮光锋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国家对减盐食品的含钠量没有统一标准”，具体减盐减了多少全靠行业自律。记者了解到，根据我国《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宣称钠(盐)含量减少的食品与参考食品相比，前者钠含量必须减少25%以上。简单来说，一款食品想宣称“减盐”，只需找一款大家熟悉的同类食品进行对标，让减盐食品的钠含量比对标食品低25%以上即可。
换句话说，减盐减的是相对的百分比，而非减到某个绝对值。如果对标食品含钠量过高，即使减少25%以上的钠含量，减盐食品的钠含量依然可能偏高。
“另外，减盐食品的口感也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经意间摄入更多盐。”阮光锋补充道，不少消费者在挑选食品时注重口感，一些减盐调味品的减盐量一般，但口感却可能清淡很多，这导致人们在做饭时要放更多的减盐调味品，才能达到让人满意的口感。“比如，近几年减盐酱油很火，但是它的味道会差一些。原先放一勺酱油就能调出的味道，现在可能需要放2至3勺才行。这样计算下来，盐的总摄入量可能是增加的。”
看好营养标签购买低钠食品
相关专家提醒，科学减盐需要从“源头”做起，尽量购买低钠食品。
“低钠不是减盐。”阮光锋强调，“根据《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要求，每100克食品中钠含量小于等于120毫克方可被称为低钠食品。因此，减盐食品并不一定是低钠食品；相反，很多减盐食品仍然属于高钠食品范畴。”
识别哪些食品属于低钠食品，归根结底要关注的是钠含量本身。预包装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标签，为消费者了解食品钠含量提供了帮助。
专家表示，消费者应重点关注食品外包装上营养成分表中钠的含量，看清其单位是“每100克”还是“每份”；若单位是“每份”，则还要看清每份是多少克，以此来计算食品中的钠含量。
“食用低钠食品、低钠盐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钠的摄入，但肾脏疾病患者需要征询医生的意见，不要盲目选择低钠盐。”阮光锋补充道。
除此之外，科学减盐还需要从厨房做起，减少烹饪过程中盐的使用。
阮光锋表示，可以在厨房中使用限量盐勺，巧妙选择天然食材和调料增味、提鲜，这样可以在增加食物多样性的同时减少盐的使用。例如，可以用葱、姜、蒜、辣椒、花椒、柠檬和醋等增味；鸡精、酱油、蚝油、酱料等调料含有较高的钠，用它们提鲜时应适量、合理搭配。
“研究表明，减少5%至10%的烹调用盐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们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阮光锋表示。
最后，减盐不仅要控制食盐、鸡精、味精、酱油等“看得见的盐”的摄入量，还要注意减少“隐形盐”的摄入。饼干、薯片等食品由于制作工艺的限制，含钠量较高，即使吃起来不咸，也不宜多吃。
“盐吃多了虽然不好，但盐中的钠是调节人体生理机能不可或缺的元素，对维持身体正常的生理活动和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摄取太少或缺乏会出现疲劳、虚弱、倦怠等现象。”阮光锋总结道，“我们需要科学减盐，但不能矫枉过正。”(实习记者 裴宸纬)
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仅是理论预测？******
当地时间12月7日，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正式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电影艺术与气候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在边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
俞岚认为，当前气候传播应该传递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是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第二是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第三是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
在俞岚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以下是俞岚致辞全文：
尊敬的解振华特别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和公众意识”主题边会。这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主办这一主题的边会，也是解振华主任今天凌晨抵达卡托维茨后参加的首场边会，足以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气候传播和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高度重视。
我本人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开始跟踪全球气候谈判进程，8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笔下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气候人、气候事，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进展，也目睹了绿色低碳转型的艰难和困惑。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强烈不确定，作为媒体人，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公众讲好气候故事，鼓励更多人自觉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一个问题跃然而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现实发生还是理论预测？”如果答案不是一目了然，那么让我们直观回忆一下近期肆虐的飓风麦克，加利福尼亚山火，印尼的海啸以及很多美妙名称的极端天气现象，比如厄尔尼诺。所以，无需复杂论证，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频度和烈度均超出我们的预期。显然，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经过了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后，2017年、2018年再度反弹。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做得远远不够？1.5度或2度的目标如何才能按进度实现呢？或许，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更加坚定，并且更加有指向性。
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也应该是当前气候传播中的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第一，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任何经济实体，在财务收益的必然选项基础上，必须把环境、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纳入目标和愿景；任何投资活动，除经济回报外，ESG、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性投资等必须自动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公共意义和愿景必须是人类财富创造活动有机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必须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底色。进入新经济时代，绿色代表价值，绿色创造价值，没有绿色内涵的所谓经济价值在扣除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之后所剩无几，所以，公共意义和愿景并非经济不可持续，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全球多边协议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需要广泛协调参与国的利益和诉求，参与国以民生、发展、福利和成本等因素，都能相对容易地拒绝协议或执行时消极应对。协议本身立意高远，结构缜密，但症结却在执行层面，没有一定强制力的执行机制，国际协议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不高。那么，为何不可以考虑同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呢？就是建立规则导向的气候要素市场和发明并推广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绿色技术一旦经济上可行，它的系统性推广就会提速，而广泛运用也就水到渠成。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主要推动力，一旦通过市场使技术可定价、可交易，那么，即便出于经济考量，市场主体也会理性判断并调整其碳排放和碳足迹，经济个体合成的结果是绿色经济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善”。
第三，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数字化时代，技术无处不在，绿色经济也不例外。绿色倡议在规范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诸多环节存在瓶颈和制约，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疏导和协调，但多元利益诉求的低程度披露和低精度量化始终约束效率的进一步焕发。假设换一个思路，把技术引入绿色经济流程。比如，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法，把绿色经济活动和所有参与者的一举一动实时记录，任何修改都会同步呈现，信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高度对称，任何的“漂绿”(greenwash)和指标数据造假行为分毫毕现。因此，可核实的技术实现迎刃而解，其后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措施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争议或者有疑虑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在波兰、在欧洲，在全球各国，都有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与此同时，IPCC最新发布的1.5摄氏度报告又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但跑步的速度还不够，记者与媒体的职责，或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一点，并且用前瞻的眼光帮助厘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曾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气候治理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媒体、学界、企业、民间组织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我衷心希望，气候传播的朋友圈能够越来越大，气候传播的事业也能够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参与其中。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边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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